孙文林（化名）是湖南长沙的一名同性恋者，2015年6月23日，他和他的男朋友来到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对方以“没有法律规定同性可以结婚”为由拒绝。孙文林不服，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权利。同年12月16日，他和代理律师石伏龙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
2016年4月13日芙蓉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驳回了孙文麟、胡明亮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申请结婚以及办理结婚登记的基本程序等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相关婚姻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结婚的主体是指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孙文麟、胡明亮二人均系男性，申请结婚登记显然不符合我国婚姻法律、法规的规定。孙文麟、胡明亮的诉称理由不能成立。
他们有着与人类所有真情实感一样寻常自然的爱，却不能完全平等的生活在社会。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以后，每年的这一天，都被称为“国际不再恐同日”，从源头至今已经有26年。这个节日的宗旨是：希望唤醒世人关注对同性恋的恐惧、因性倾向及性别认同而产生一切加在肉体上及精神上的暴力及不公平对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很多同性恋者顶不住家庭的压力，干脆在网络上找人“形婚”，也就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成形式上的家庭，共同面对社会和经济压力。
意大利纪录片导演索菲亚（Sophia Luvarà）拍摄的纪录片《在中国，不“出柜”》，讲述了男女同性恋者通过尴尬的相亲、不断失败的尝试，找到结婚对象，最终“形婚”的故事。
故事的男主角是安迪，女主角是查莉，两人分别在速配相亲、交友大会等场合寻找这样的异性：能够假装伴侣掩人耳目，同意通过试管婴儿生个孩子，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纪录片中，安迪向父母“出柜”了，却被父母要求克服同性情结，找个媳妇结婚。而查莉从来没有明确告诉父母，而是采用了暗示的方式。她的父母模糊地意识到了她的性取向与别人不同，但在她家乡的小城，没人知道同性恋是什么，人们只是将她的行为看成叛逆。
安迪和查莉的情况在同性恋群体中并不少见。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徐斌（音）告诉CNN，多数同龄人，无论是“直”是“弯”都已结婚成家，“如果你逆流而上，就会被看作怪胎”。
迈尔斯（音）出生在辽宁一个小乡村，受雇于一家跨国企业，在迪拜工作。他在国内有同性的生活伴侣，却从没向同事和亲友“出柜”。“在我看来，低调才是人生的真正出路，尤其当性取向和主流不同的时候。”他告诉BBC。
他的父亲和姐姐都见过他的男友，但没有发现他们的真实关系。迈尔斯担心家人早晚有一天会发现他是同性恋。他说，不向家人说明真相，是为了保护家人不受伤。
纪录片在两位主角找到“形婚”对象之前戛然而止。索菲亚说，她在调查中遇到过“形婚”的人，有人成功，有人并不幸福。但同性恋者“形婚”的生活不是她想要表达的重点。她想要展示的是同性恋群体寻找异性结婚时的焦虑和彷徨。
这部纪录片并未在中国上映。索菲亚说，这是两位主角的心愿。
2015年4月27日,日本东京,大约3000人在涩谷街头参加彩虹骄傲大游行。彩虹旗是代表“同性恋骄傲”的旗帜。第一面同性恋自豪日旗帜是1978年由旧金山的艺术家吉尔伯特·贝克手工染色做成的。“彩虹旗”已成为美国乃至当今世界诸国LGBT运动（LGBT，指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恋者Bisexual及跨性别者Transgender，是四类人群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的标记。
“恐同”的原因不外乎三种：无知、负面情感的发泄和道德绑架
中国的传统文化常常宣扬男性与女性之间有天经地义的差别，所以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超越这些的人生态度或行为。很多人反对同性恋者，仅仅是因为不符合“社会规范”，这属于个人思维上的恐同。一个家庭里，如果孩子是同性恋者，家长会觉得颜面扫地，同时中国人信奉“棍棒出孝子”，所以公众对于长辈对晚辈实施的“管教”式家庭暴力大多采取默许的态度，导致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
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还存在着机构性恐同和内在的自我恐同。
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将同性恋构成流氓罪，这就属于机构性恐同的一种；内在的自我恐同，是指同性恋者因为社会偏见无法真正地接受自己，而以所谓“主流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轻则导致不同程度的自卑，重则会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多为讳莫如深，所以有些青少年同性恋者不能正视自己的性取向，长期处于恐惧和紧张的状态。
“恐同”其实是因为不了解同性恋而恐惧。
我国对同性恋群体的科学研究不够，同性恋相关知识普及力度不足，容易造成公众对其认知上的空白。校园环境又有其特殊性，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对“性”的了解比较模糊，对“同性恋”更没有正确的认知，加上自身心智尚未发育成熟，所以当群体中出现一个同性恋者时，他们会以猎奇或恐惧的心态来对待他。另外，在校园里，同性相处的机会很多，对同性恋缺乏基础认识的人还会认为同性恋对所有同性有不可抑制的爱慕和侵犯欲，所以会从行为上隔离同性恋者。
当然，还有传统的生育观念等因素。
我们离消除恐同还有多远？
直到现在，传统的婚姻与性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许多人，而它的影响之下，对同性恋者的排斥甚至厌恶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难以完全消除。人们都害怕与别人不同，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
美国皮尤公司2013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只有21%的人能够接受同性恋。但迈尔斯发现，中国年轻一代对同性恋的态度比上一代人开放得多。
年轻一代对同性恋态度更开放
败诉后的第二天，胡明亮照常去上班，在他工作的小区里，一名业主认出了他，胡明亮大方地承认了，又问这名业主会不会支持他。孙文麟则选择了辞职，“我还要继续上诉，虽然同事没说什么，但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事儿耽误大家的工作”，孙文麟还有更多打算，他开始筹备在长沙成立一个同性恋组织，并着手策划“100场同性婚礼接力”活动。5月17日，孙文麟和胡明亮的婚礼将在长沙举行。
网友评论：
同性恋也是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配偶。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同性恋，他们的爱和我们异性间的没有什么不同，请不要再歧视他们、对他们施以异样的眼光，他们也会伤心、会痛苦。
小编结语： 中国历来不缺乏政治智慧，但在国际人权斗争的舞台上，我们却没有好好利用我们的文化传统、宗教状况和人口状况上的有利条件，打好同性恋这张牌。如果主流媒体能够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同性恋人群，更加公正、聪明、妥善地处理好同性恋问题，将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提高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