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某(女，23岁)于2002年8月由某大学分配到某市财政局工作，并与同在该单位工作的张某(男，25岁)相识，于当年12月建立了恋爱关系。杜某与张某在春节期间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时，张某的父母给予杜某现金3000元，祖传的绿玉手镯一副。张某为杜某购买了订婚戒指和名贵服装3套，价值人民币4380元。订婚后，在双方的交往中，杜某发现张某脾气暴躁，并有赌博的恶习，遂提出解除婚约。张某同意解除婚约，但要求杜某归还订婚期间赠与的财物。杜某认为，上述财物是张某及其父母无偿赠与的，张某无权索回。张某多次索要未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焦点】
本案的焦点是张某在订婚期间赠与杜某的财物，在婚约解除后，杜某是否应当返还。对此，在审理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订婚后，男女双方或者一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已经将财物实际交付给对方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5条的规定处理，视该赠送财物的行为为无偿赠与。赠与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在婚约解除后，赠与方要求返还的，不予支持。
另一种意见认为，婚约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订立婚约后可以自行解除，不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但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单方赠送或者相互赠送的财物不同于一般的赠与，而是赠与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附条件的赠与。婚约解除后，男女双方不能结婚，赠与行为所附解除条件成立，赠与的法律效力解除，赠送的财物应当返还。
【评析】
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未作明确规定，既未明文禁止，也未明确规定其法律效力。通常认为，根据“婚姻自由”原则和《婚姻法》“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可以得出“婚约不受法律保护”的结论。但鉴于婚约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婚约的内涵日益丰富，在实践中与婚约有关的财产和社会纠纷绝非“婚约不受法律保护”这一简单命题所能概括。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婚约的订立，一般情况下还会有财产的转移，即婚约的当事人会向对方赠送一定的财物，俗称“彩礼”。因婚约的解除而产生的财产纠纷多数情况下就是对婚约订立时和订婚之后，当事人单方赠送的财物或者互赠的财物的归属发生的争议。上述案例即是因婚约解除而产生的财产纠纷中的一例。为正确处理因婚约解除而产生的财产纠纷，就必须认真研究婚约的性质、内容及基于婚约的订立而赠与的财产的法律效力。
因订婚而赠送的财物，即“彩礼”是“为证明婚约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予。”这种赠与财物的行为不要求对方给付对价，具有无偿性;即使对方也给付一定的财物，同样也表现出其单务性，所以是一种纯粹的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不是单纯地以无偿转移财产为目的，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指的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的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财礼的行为是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在预想到将来会结婚的基础上所为的赠与，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在婚约继续存在或者得到履行——即男女双方正式结婚的情况下，赠与行为合法、有效，财礼归受赠人所有，赠与人不能索回;如果婚约解除，男女双方不能结婚，该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成就，赠与行为丧失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赠与财产应当返还给赠与人。赠送财礼的行为作为一种附条件的赠与不同于民法上规定的附义务的赠与。在附义务的赠与的情况下，受赠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所附义务，根据这种理解，接受财礼的一方应当履行婚约，与对方结婚，显然是错误的。
婚约解除后，作为财礼而赠送的财物的归属问题可以依照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处理。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损害而自己获得利益的行为。由于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所以不受法律保护，不当得利人应将所获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害的人。这种不当利益返还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不当得利之债。”赠送财礼的行为是在男女双方订立婚约的基础上，基于对双方当事人将来能够结婚的预期而为的赠与。发生赠与的原因是由于婚约的存在，随着婚约的解除，赠与财礼的原因归于消灭，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财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财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应当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所以，受赠人应当将财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继续占有赠与物，即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要求受赠人返还受赠的财产，受赠人负有返还自己基于婚约而获得的不当得利的义务。
上述第一种意见将赠送财礼的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主张赠与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在婚约解除后，赠与方要求返还的，不予支持。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当事人基于婚约所为的赠与行为的特殊性，实质上侵害了赠与人的合法权利;受赠人基于婚约取得受赠财产，在婚约解除后继续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判令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继续占有受赠物，将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上的公平原则。
网友咨询：返还彩礼
我与第一被告于今年正月通过媒人介绍认识了，随后便按照民间习俗原告与被告办了结婚酒席，并在当日经媒人手给了被告父母彩礼50000，随后被告便在原告家住下于原告一起生活，但由于被告未达到法定婚龄，故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星期后便跟随原告与原告父母到外地打工，被告在原告家里表现良好，但却与五月留下字条离家出走。之后原告与第一被告在也联系不上，原告每次打电话都是被告父母接电话，并且以各种理由推脱，使原告打不通被告电话。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原告始终联系不到第一被告。且与其无法继续生活下去。请问彩礼50000归还是否可得到支持???原告该怎么处理?怎么做?打官司的陈述词怎么说比较合理?
婚姻帮律师解答：
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此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还规定了离婚彩礼返还的条件，其中第(三)项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是返还彩礼的一个条件。那么如何理解“生活困难”呢?《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对“生活困难”的含义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据此，“生活困难”应当是指绝对困难，而不是相对困难。 《解释(二)》第十条中的“生活困难”的理解也应当与上述解释一致。即所谓绝对困难是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因为给付彩礼后，造成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财产受到损失，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了。本案中，被告人家庭经济状况本身就很差，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尚依靠单位给予经济帮助，给付彩礼后其生活就更加困难了，应认为被告的这种生活状况，属于“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形。 《解释(二)》 第十条规定了离婚彩礼返还的条件，其中第(三)项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是返还彩礼的一个条件。那么如何理解“生活困难”呢?《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对“生活困难”的含义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据此，“生活困难”应当是指绝对困难，而不是相对困难。 《解释(二)》第十条中的“生活困难”的理解也应当与上述解释一致。即所谓绝对困难是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因为给付彩礼后，造成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财产受到损失，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了。本案中，被告人家庭经济状况本身就很差，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尚依靠单位给予经济帮助，给付彩礼后其生活就更加困难了，应认为被告的这种生活状况，属于“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形。
小编结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对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离婚为条件。今后处理类似纠纷，应当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关于订婚彩礼的争端问题的相关内容就介绍到这，希望婚姻帮的这篇文章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有更多相关彩礼纠纷的法律问题，请拨打婚姻帮全国客服热线：4006-520-255，我们有专业的婚姻家庭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