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生二孩”能否实现，与初婚年龄关系极大

生育率与初育年龄有密切关系，对于东亚人，初育年龄与初婚年龄关系极大

在现代社会，女性的生育年龄越来越晚，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样为人们所熟悉的说法——“越大越生不出来”，也并不是三流保健刊物散播的谣言。美国生殖医学会《年龄和生育能力患者指南》明确指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二十几岁。”“生育能力随着女性年龄增长而自然下降……一般而言，生育能力在快三十岁或三十出头时就开始下降，35 岁之后下降速度加快。”所以，一个社会总体的总体生育率，与女性的生育年龄、特别是初次生育年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尽管女性生育年龄推迟是一个全球现象，但东亚地区尤其显得不妙。原因是，受文化观念影响，东亚人通常不接受非婚生子。如台湾当局发布的《人口政策白皮书》指出的那样， “台湾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一样，因婚姻生育的社会规范强烈，非婚生育的比例极低，非婚生育较难为社会所接受……”换句话说，东亚人进行生育行为，通常必须要跨过“结婚”这道人生大门槛才行。相比之下，欧洲非婚生子的比例能达到50%左右，生育行为几乎可以跟婚姻完全撇开来。

在中国大陆，人们的婚育观念自然与邻近地区相近，所以尽管性成熟的时间越来越早，婚前性行为与同居现象也越来越流行，但非婚生子非常少见，事实上这么做也违反了计生法律，不仅要面临罚款，甚至孩子还不能上户口，所以极少有人这么做。与东亚邻居相同，中国女性的平均初次生育年龄，大致在初婚年龄的一年之后。

中国人的初婚年龄，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正在大踏步往后推迟

正如前面引用图片显示的那样，40年来，日本女性初次结婚平均年龄往后推了5岁之多，目前已经接近30岁。中国由于各地发展不均衡，整体情况要好一些，按卫计委官员最新的、有点模糊的说法，当前全国男女初婚年龄是25岁左右。不过从个别地区的情况来看，形势相当不妙。拿全国最发达的上海来说，按民政局的数据，2010年上海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才26.51岁，到了2013年已经达到28.19岁，短短3年增加了接近1.7岁，可谓相当惊人。从趋势的角度来说，相对发达的地区情况普遍如此，初婚年龄不断推后。即便是观念相对较为落后、不太富裕的群体也有这样的现象，据卫计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2年流动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3.7岁，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1.3岁。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地区女性初婚年龄会向上海等发达地区靠拢，大踏步迈向30岁，而男性初婚年龄也同样会不断增长。

东亚邻近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阻止少子化就要鼓励早结婚

鼓励人们早结婚，已经成为国家政策

为应对“少子化”现象，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少子化社会政策白皮书》，早些年白皮书提出的政策，还是以怀孕、生产和育儿支援为主，而近年来，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要把促进年轻人结婚作为重要目标。这也是安倍政府为了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而提出的经济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韩国政府同样也把促进年轻人结婚视作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一环。在前不久召开的《第三次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试行方案（2016-2020年）》听证会上，韩国政府就决定直面青年对婚姻犹豫不定或放弃婚姻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寻找解决措施。通过调查，韩国人相信，“晚婚”和“不婚”是导致韩国低生育的核心原因。

而台湾当局同样在其《人口政策白皮书》中， 提出要“提升婚姻机会与重建家庭价值”，“增加未婚男女婚姻媒合机会，提高有偶率，重建幸福家庭价值，积极协助营造幸福婚姻。”

鼓励早结婚的手段：从经济上给予支持，从观念上给予引导

那么如何去实现鼓励结婚的目标呢？东亚地区各个政府都意识到，要从物质、经济方面给予支持，观念上给予必要的引导，才有可能实现让民众早结婚的目标。

从经济上支持，自然是因为经济压力的确是妨碍年轻人结婚的最大阻力。即使年轻人有结婚意愿，他们也经常因为难以置办住房、婚后育儿和教育费用过高而无法步入婚姻。所以各个政府都很重视在这方面提供支援。日本是通过地方自治体对新婚夫妇提供支援，如大分县丰后高田市向满足条件的新婚夫妇提供10万日元补贴和专用住房，茨城县常陆太田市向新婚夫妇提供为期3年每月2万日元的住房补贴。而日本中央政府则会向地方提供支持，在每个都道府县设立“少子化危机突破基金”，估计今后5年投入500亿日元。在生育率更低的韩国，政府为促进年轻人结婚采取的措施更有力度，其中包括大力为青年创造工作岗位、优先给青年发放住房贷款及青年优先租赁房屋，甚至将租赁房屋优先权的受益对象从新婚夫妇扩大到准夫妇。 除此之外，为提高婚后生育率，韩国政府还采取了一大堆的措施，如医疗教育方面费用的各种减免等等。最抓人眼球的说法是，韩国政府推出了“单身税”——这实际上是因为对结婚家庭进行了许多税收减免，使得单身人士的税收支出显得增加了。

另外，由于文化方面的影响，许多东亚年轻人观念上都比较保守，各个政府都意识到，需要鼓励年轻人相亲。日本政府提出的政策之一，就包括为单身男女提供相遇场所的“社区相亲”活动，支持年轻人谈婚论嫁。台湾地区同样也有类似的做法。

对于中国来说，还面临“鼓励早结婚与鼓励教育冲突”的难题

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教育水平越高，往往越不易早结婚

在所有导致初婚年龄推迟的因素中，教育是一个特别值得指出的问题。教育水平对婚姻行为有多方面的影响，最直观的一点是，教育年限越长，观念上“成人”和经济上独立的时间越迟，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结婚年龄的推迟。另外，教育也对婚姻竞争产生了影响——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体面就业岗位和高收入，而对于许多女性（不是所有）来说，还希望在婚姻市场上嫁得体面（学历高于自己）和高收入丈夫。这几种因素相互作用上，就会出现一些女性学历越高，越不容易嫁出去的现象。

对于目前中国来说，一大波高学历年轻人正快速加入到婚姻市场，而后面还有更多的待加入者

目前中国人整体初婚年龄比日韩低个3、4岁左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婚年龄者学历整体水平还较低，据研究，2010年，日韩等发达国家25-34岁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60％左右，而中国只有18.5％。然而情况很快会出现改变，因为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到最近两年每年高招人数已经达到700万人左右，占据同年龄总人数的40%甚至更多。换句话说，一大波高学历年轻人正在迅速加入到婚姻市场，这势必会快速推迟平均初婚年龄。

也许有人会觉得高招人数到达700万人已经接近饱和，所以以后情况也许会缓解。的确，高招人数确实数量增加不多了，但这主要是由于受限于高中生的规模。事实上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直到2013年才刚超过50％。而如果国家决定把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作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手段，有可能会把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那这样我国适婚年龄者学历整体水平就会接近日韩了，会有越来越多的晚婚倾向者出现。

用“缩短学制”来鼓励早婚，目前来看不现实

那么，既然越来越长的教育年限导致了初婚年龄推迟，何不反其道行之，缩短高等教育年限乃至义务教育年限呢？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可惜的是，这种看法至少目前看来并不现实，也缺少相关国际经验。如前所述，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国家更可能延长普遍教育年限，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对于受教育者而言，这种做法也不现实，许多研究都指出，越长的教育年限有越高的教育回报率，即便国家缩短教育年限，人们可能会自己去进行更多培训，以谋求更好的生活水平，才会去考虑奢侈的婚育问题。

当然，也许所有人都意识到初婚年龄推迟是个大问题后，“缩短学制”也能起到效果，教育界可以考虑对课程进行更科学的安排以提升效率。这说不定可以作为以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想鼓励早结婚，但年轻人心理成熟的年纪却越来越晚

目前，光是阻止初婚年龄推迟，已经是非常困难了，在长期的一孩政策惯性下，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即便不像其他东亚地区那么迟，生育率也已经是个大问题。所以“鼓励早结婚”也许需要更为宏大的目标，即让初婚年龄提前——这看起来很天方夜谭，也面临很多实际问题。比如，如今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长辈，性成熟变早了，但心理成熟年龄变晚了——即使是以孩子“独立”著称的美国人，研究人员也发现，比起过去年代的人，现在的美国年轻人与父母保持着更亲近的关系，他们仍然与父母一起度假、购物、甚至穿同样的服装品牌。而中国近几十年来出生的“小皇帝”们，能够做到摆脱父母，与一个同样稚气的同龄人早早结婚吗？

答案看起来很难，然而实际情况就是，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就是二十多岁，这是个生物学规律，摆脱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