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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礼金为何如此困扰中国人

2016-01-13   第2期0 跟帖291

最近有媒体报道,重庆一对新人办婚礼,新郎四位大学同学没空参加,也漏送了份子钱,结果新人又专门请客,只请这四人,意在让他们补交礼金,场面极其尴尬。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尚往来也是人们崇尚的传统习惯,但是现代很多人都为结婚的礼金所困扰,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被这样的人情往来困扰?

人情往来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

“作为一个不婚gay,如何面对有去无回的份子钱?”

这可能是2015年度,最让同性恋群体感到悲伤的话题。和导语里提到的案例一样,这些略显极端的情况,虽然多数人不曾经历,但大家对随礼的切肤之痛、闹心之烦深有感触。

结婚、老人故去、生孩子、孩子中榜、当兵、建房、做寿,这些中国人最看重的仪式,别人请你,你都得随礼。人不可能“遗世而独立”,大多数时候总得被社会风气推着走,所以才有那么多关于随礼的无可奈何。

在15年前,100元、200元的婚礼红包还拿得出手,现在你去参加婚礼,红包里如果只塞一两张,等于指着鼻子骂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盈利能力惨淡,正是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但婚礼红包已经水涨船高,从500、800直奔1000而去。因人情往来而压缩个人消费——“下个月有朋友要结婚,这个包包我先不买了”不是戏言。

随礼是雅词,在某些地方,也称作“上账”。意思不言自明,账“上”在那儿,等着你来还呢。正因“礼”实际上是必须要还的“账”,什么时候还、还多少、谁吃亏,时时刻刻体现着世道人心,也无时无刻不在制造麻烦。

人情往来在中国已经带来了“仪式灾难”

穷困人群近半收入用于人情往来,这是为了“互助”?

“礼金”是一门显学。长期以来,社会学关于“礼物”“随礼”的论文汗牛充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是民间互助体系,在各家办大事时,邻里亲朋资助一把,类似于“众筹”。

既然是互助,自然有一个前提——把筹集资金的压力分散到每个人,对个体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现实情况却是,经常有媒体报道低收入群体慨叹人情份子太重,比如《人民日报》曾报道“一个山区农民家庭年收入仅2万元,2013年人情随礼9600元”,这种一半收入拿来人情往来的现象,究竟是个别地区、个别家庭的特殊案例,还是全国的普遍情况?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在2012年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比22.1%。这一数据虽然并不低,但尚在咬住牙可承受范围。但是,若以家庭为单位,按照年收入高低进行分组,结果就有点吓人了:收入水平处于最低的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45.1%。

再来看另一组数据。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0年的调查数据,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46.99%。这两组数据已经说明,对于低收入家庭,人情消费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拿一半收入作为人情支出,任何“自我保险”“地位寻求”等说法,都很难解释。

对此,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婚姻市场的竞争对于收入低的家庭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声誉。为了营造好口碑,维护与邻里亲朋的关系,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紧牙关支付高额的人情费用,否则会遭到严厉的制裁,而并不是指望这笔钱到时候全部收回来,用于嫁娶。

大量人情支出促进了消费?

很多经济学家肯定人情支出,认为它促进了消费,是好事。不可否认,由于婚丧嫁娶时要购买大量的消费品、服饰、烟酒、仪式用品等,且需支付不少交通、娱乐团体演出、餐饮费用,所有这些支出,都将一定程度推动宏观经济增长。

但这种“仪式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这种结论和由“破窗效应”引申出的“地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奇谈怪论师出同门,都忽视了社会的总财富、居民收入在一定时期内是恒定的,如果在A处的投入是不必要、过度的甚至带有强制性的,必然有B处必要的、急需的投入资金退而求其次。

举个例子,在举办婚礼迎亲的当天,很多人都要雇一个车队在城里绕一圈,花费少则数千多则数万。而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年长的父母每年一次的体检都无法落实,这背后虽然有意识欠缺的因素,但本质上,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贫穷思维占据了主导。

另外,互相随礼的风气,并不仅仅是“今天花的钱,明天收回来”这么简单,而是会扩大仪式举办的总费用。假设甲乙丙三人相识,甲举办仪式时,收乙、丙的随礼,乙和丙举办仪式时亦然。看起来,是甲乙丙三人集资举办了三场仪式,和互免礼金的模式相比,总投入并不会更多。其实不然,如果甲乙丙三人都互免礼金,他们举办仪式的费用一定会大幅降低,资金会有更高效的利用方式。

可以预见人情往来还将长期困扰中国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人情交往逐渐和乡土社会原生态的随礼文化产生龃龉

有学者研究,从70年代开始,婚礼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人群,逐渐由大族群体系内的亲戚变成同事、朋友。这种变化,和城市化进程有关,人走进城市,作为个体,虽然越来越独立,但在公共生活中依然依附于城市里的集体——单位,造成同事、朋友在婚礼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已经脱离了乡土社会原生态的随礼文化,和现代社会很多理念依然格格不入——比如,现代社会强调人和人不要有复杂的金钱往来,吃饭要AA,不要麻烦别人。

这种现象短期内想要改变很困难。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想办婚礼,可是不办婚礼的话,之前送出去的礼金收不回咋办,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相信这样的想法曾经无数次在很多人脑海中萦绕,但最后都放弃了,因为答案很简单:想把钱收回来还不办婚礼?你当初白吃人家的啦?别人受的罪你也得受。

由此可见,要想摆脱人情往来的烦恼,必须让“互免礼金”成为风潮,如果你父母那辈没有这种习惯,抱歉,到你这儿还是很难改变,必须等你自己彻底想通,通过整整一代人的彻底改变,才能最终影响下一代,不给下一代造成困扰。

现在有一种“去传统中找答案”的文化复古思潮,但是,倘若一种传统文化已经病入膏肓,造成诸多“仪式灾难”,或许就到了该被摒弃的终结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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